【圆桌对话】
编者按
从青砖黛瓦的古村落，到口耳相传的民俗故事；从春播秋收的农耕智慧，到孝老敬亲的乡风家训……乡村文化既是有形的物质遗产，更承载着“乡愁”这一最为深沉的情感归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乡村文化是重要一环，也正迎来重新审视自身价值的历史契机。如何找寻乡村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坐标，让其既不失本真又接轨时代？光明智库第7期文化强国论坛聚焦“文化强国，乡村何为”，邀请专家学者在历史纵深与现实语境中探寻乡村文化振兴之道。
与谈人
李炎 云南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云南大学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邵明华 山东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院教授
薛可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大—南加州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副院长
周建新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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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之殷 陈恒
1.乡村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光明智库：谈及乡村文化，一些人会先入为主地产生“土”“落后”等印象。但也有人认为，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的基石，乡村文化是一种情感归依。在文化强国建设中，乡村文化有何独特价值，应该如何全面理解乡村文化的内涵？
邵明华：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乡村文化植根于农耕文明，是乡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是维系乡村社会延续发展的基石与纽带，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物质文化是历代乡村创造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主要包括传统村落、特色民居、文物古迹、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农耕农具、手工技艺等；精神文化是乡村长期以来形成的影响乡民行为规范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具体表现为家风家训、节庆民俗、民间艺术、民间文学等；制度文化是乡村在社会治理方面作出的制度性安排，主要表现为乡规民约、礼仪规范、教育制度等，对于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稳定延续与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难看出，乡村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繁衍发展的具有本源意义的主体文化。
周建新：把握乡村文化的独特价值，关键恰在于理解“土”字。这个“土”，绝非“土里土气”，更不是“土得掉渣”，而是“乡土”“本土”“泥土”，它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载体，蕴含多重深刻内涵。其一，“乡土”彰显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与多样性。乡村文化是特定水土、气候与人文交融的产物，带有独特“原产地”印记，如被誉为“传统文化活化石”的客家文化，其土楼、围龙屋、围屋等乡土民居凝聚着客家族群的生存智慧，客家山歌倾诉着南方山地丘陵生活的情愫。这种原生性与多样性的“乡土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百花齐放”的图景。其二，“本土”承载中华民族的根本性与连续性。乡村是农耕文明的载体，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耕读传家”的价值追求，沉淀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库”。这些传统文化基因有助于文脉接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其三，“泥土”体现中华文化的人民性与鲜活性。乡村文化由劳动人民创造，带着生活温度，能滋养人心、凝聚社会、慰藉乡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它为民众提供可感可知的精神家园，是增强文化认同的坚实土壤。
光明智库：如何理解农业、农村、农民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乡村文化是否仅限于“三农”范畴？
薛可：农业是乡村文化的“体”。乡村文化的形态和节律都植根于农业生产活动之中。例如，“二十四节气”不仅是指导农事的历法，更逐渐演化为一系列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农具的演变、作物的选育、种养的方式等均是塑造乡村文化的形体。农村是乡村文化的“场”。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等是乡村文化固化于空间的形态，从村庄的选址布局到建筑的风格样式再到阡陌纵横的田野，都服务于并反映了当地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构成了乡村文化的场域。农民是乡村文化的“魂”。文化终究是人的文化，世代生活在乡村大地上的人，既是农业的生产者，也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承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乡村文化局限于特定领域来理解。就像文化不应局限于文人，乡村文化也不应局限于乡民。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农耕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无论是古代文人还是现当代知识分子，都深受乡村文化的影响并赋予乡村文化以更为丰富的内涵。乡村文化的存在，规范着生产的伦理、塑造着社会的秩序、凝聚身份的认同和集体归属感，更成为中华文化的乡风、乡韵、乡愁之所在。
李炎：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应避免将农业简化为产业、农村等同于景观、农民客体化、乡村文化标本化。农业、农村、农民与乡村文化之间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形成“生产-主体-空间-符号”的闭环，更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人与自然、生产、社会关系的理解。其一，农业作为人类利用土地获取生存资源的方式，决定了乡村社会的经济形态。农耕技术的演进塑造了农民的时间观、空间利用与生态伦理，并衍生出祭祀谷神、社火等民俗活动。稻作文化催生“饭稻羹鱼”的饮食传统，游牧业则形成与迁徙相关的口头史。其二，中国农村聚落孕育了丰富的空间结构，如祠堂、井台、打谷场等。北方四合院体现家族伦理，土楼反映协作防御，大理白族三坊一照壁展现汉民族与边地文化融合，傣族村寨则映射热带生态与信仰。其三，农民是文化创造与变革的主体。从“实用理性”出发，他们构建了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乡村知识体系。在现代化背景下，农民通过短视频、乡村文旅与文化产业重构“田园牧歌”叙事，展现了乡村文化的适应能力与内生动力。
2.乡村文化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经验
光明智库：各地在乡村文化发展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或经验？成功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或案例体现出哪些共同特点？
薛可：这方面成功的探索或模式主要有四个共同特点：第一，尊重本源，挖掘乡村文化“真内核”。成功的案例无一不是从对本地历史文化和生态的敬畏出发，深入挖掘本地最具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文化基因。例如，许多古村落的复兴，首要任务便是保护修缮古建筑；一些手工艺的挖掘与保护首先要做的是拜访老艺人、整理口述史，恢复传统工艺。对文化本真性的坚守是乡村文化项目获得持久生命力和独特魅力的基础。第二，创意转化，赋予乡村文化“新表达”。乡村文化发展成功的秘诀之一在于将静态的文化资源通过艺术创意设计以及科技融合等手段转化为动态的、可体验的、符合现代审美和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与服务。例如，贵州榕江的“村超”联赛把足球赛事与当地乡村的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特色美食、淳朴民风等结合起来进行融合式创新表达，实现了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第三，以人为本，构建乡村文化“共生体”。乡村文化建设本质上是为了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成功的乡村文化发展模式能够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当地，充分调动村民乃至社会大众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例如，浙江诸暨杨家楼村利用当地乡贤建立的文化基金支持本地开展春节球赛、元宵灯会等公共文化活动，推动村里的文化礼堂成为“乡村客厅”，打造了亮丽的乡村文化名片。第四，多元业态，打造乡村文化产业“活力链”。农业的功能正在拓展，文化价值也成为新时代农业的新价值面向，它依托核心文化IP，延伸出乡村文创产品开发、乡村文化节庆活动策划、乡村文化教育课程、乡村文化度假服务等一系列产业链条。这种多元化的乡村文化创意产业结构形成了一个可持续的、能够自我“造血”的良性乡村文化发展循环系统。例如乌镇的横港村以“诗画水乡”作为乡村文化建设亮点，将村里的闲置用地改造为艺术中心、绘本馆、书院、花园等，把纯农业畜牧产业主导的村落改造成“艺术+乡村+亲子教育”的文化村。
邵明华：乡村文化传承发展有多种形式，一是公共文化性质的传承，二是文化产业性质的发展。公共文化传承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资源在乡村延续和发展，产业层面的传承则表现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和利用。在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发展的实践中，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是一大亮点。如山东依托丰富的乡村文化资源，在长期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手工艺产业、书画产业、文创农业、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等四大特色文化产业类别，涉及近30个细分产业主体。山东乡村文化发展形成了在非遗生产性保护基础上的创意生产模式、基于产业融合导向的文旅农在地化融合模式、基于互联网思维的小微企业网络化经营模式、基于产业集聚的规模化生产模式、基于“文化走出去”的特色文化产品出口模式等五种较为成功的发展方式和路径，其成功经验在于乡村能人的引领带动、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发展、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特色文化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
光明智库：刚才大家谈论了很多乡村文化发展的可喜之处，那么当前乡村文化发展还存在哪些短板？
李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与社会结构带来深刻变迁，如何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议题。比如有一些手工艺濒临失传，年轻人对乡土文化认同弱化，传承人老龄化严重。同时，短视频等新媒介加剧外来文化渗透，本土文化被边缘化。而一些文化开发停留于表层符号，难以融入当代生活，也缺乏可持续发展动力。我们需要思考乡村文化的现代化适应问题。乡村文化现代化并非抛弃传统，而是创造性转化。唯有兼顾传承与创新，方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乡村文明。
周建新：我国乡村文化建设成效显著，但依然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除了李炎教授谈到的边缘化等问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开发“表面化”造成内涵流失。部分地区乡村文化建设重“形”轻“神”、重“物”轻“人”。古村落、古建筑虽修缮一新，但其承载的乡规民约等文化内核却被忽视。“拆真文物建假古董”容易让文化沦为消费“景观符号”和商业“表演项目”，脱离原有社会功能与生活语境。此外，一些乡村文化项目依赖政府“输血式”投入，缺乏自我造血的可持续模式。文化资源与旅游、教育等产业融合不深，价值转化路径不畅，未形成完整产业链。还需要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吸收更多专业运营人才。
3.谁来发展乡村文化
光明智库：发展乡村文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谁应该成为发展乡村文化的主体？在推动乡村文化发展中，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又该如何调动年轻人的积极性？
邵明华：政府、企业、专家学者、乡村文化能人以及全体村民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首先，文化保护工作具有公共属性，需要政府支持和资源投入，如乡村非遗传承、精神文明建设等。其次，以企业、社会组织、高校、媒体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文化建设重要角色，能够帮助解决乡村文化发展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诸多问题。最后，村民作为乡村的主体性存在，与乡村文化同体共生。其中，乡村文化能人在乡村特色文化传承、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显示出突出的引领性和带动性，广大青年是乡村文化建设中极具成长性的建设主体。
李炎：政府作为乡村文化发展的引导者与服务者，其角色正由“宏观制定”转向“精准赋能”。比如，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等顶层设计，构建文化发展法律框架；统筹财政、人才与技术，推动如“非遗基金”“数字乡民”培训等项目进行资源协调；通过建设文创园、提供专业指导，降低文化创新门槛、服务赋能。在现有政策支持下，乡村文化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整体上说，现在的资金支持大多偏向硬件，对内容创新支持不足；技术应用还停留于展示层面，缺乏产业融合；对参与主体的积极性调动不够。政府部门应进一步精准化资金投入，鼓励村民组建文化合作社，建立收益共享机制，激发各方主体协同参与。
薛可：青年群体是当下和未来发展乡村文化的关键主体。一方面，年轻人拥有开阔的视野、较为前沿的理念和娴熟的数字技能，能够理解现代市场的运作逻辑和消费者的审美需求，因此更容易将乡村文化用现代人听得懂、愿意看、乐于参与的方式重新包装和呈现；另一方面，年轻人为乡村带来了活力和人气，有助于组织新的社群、建立新的连接，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走进乡村，缓解乡村老龄化和人才不足等问题。一是扩大乡村文化建设的参与渠道。比如在村级组织中为年轻人设置文化类专项岗位，鼓励他们参与乡村风貌改造、旅游开发等事务的商议，促使他们成为乡村文化的共建者。二是完善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网络。一方面，将年轻人与村里的老工匠、非遗传承人等“乡土专家”进行匹配，让他们在技艺和乡村文化经验上得到言传身教；另一方面，建立属于年轻人的文化建设支持社群，让年轻人共享文化建设的资源与力量。三是发挥社交媒体的动员激励效能。既要发挥社交媒体即时性传播和互动式反馈的优势，通过社交平台积极听取和收集年轻人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又要对乡村青年群体进行针对性辅导，提升他们有效参与乡村文化社会化传播的能力。四是完善农村生活配套设施。既要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如在教育、医疗、网络、交通等生活设施上提供便利；又要营造符合青年人需求的生活空间，如支持年轻人利用闲置土地空间改造兼具乡土气息与现代审美的公共空间，如乡村书屋、社区咖啡馆、小剧场、篮球场等，丰富乡村文化业态。
周建新：吸引年轻人参与乡村文化建设，要解决年轻人“为何回、如何为”的问题。一是动之以情，唤醒文化归属感。用短视频、动漫游戏等年轻人喜爱的方式包装传统的乡村文化，使其成为“新时尚”；通过研习营、寻根之旅等沉浸式活动，让年轻人感受乡土之美，建立情感联结。二是晓之以理，擘画事业发展图。既要让他们看到乡村是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更要构建起渠道畅通的参与机制，通过搭建“乡村创客空间”“青年文创联盟”等平台，在乡村治理和公共事务中赋予青年话语权，从“旁观者”“合伙人”成为“主人翁”。三是导之以利，夯实事业基本盘。大力推进乡村文化与产业深度融合，前瞻布局文创开发、研学旅行、数字乡建等新业态，为青年返乡创业开辟前景广阔的“新赛道”。政府需在金融信贷、税收优惠、人才补贴等方面“精准滴灌”，切实帮助青年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让他们在故土既能“安放乡愁”，更能“成就梦想”。
4.如何发展乡村文化
光明智库：如何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邵明华：发展乡村文化，必须系统统筹、科学规划。一是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文化建设发展规划。当前专门的乡村文化建设发展规划还较少，各地应结合自身实际做好这一工作。二是加强乡村文化资源的基础性研究，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在机理、历史源流，在此基础上推动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和利用。三是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比如研发有乡村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策划实施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创建乡村特色文化品牌，促进乡村文化通过创意设计与现代生活相连接。
做好这些工作，必须深化基层文化制度供给。一是建立健全县域层面乡村文化建设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确保规划、政策及时接轨，实现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共享。二是加强县、镇两级文化部门力量，充实年轻骨干。三是在具备文化产业发展基础的行政村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乡村龙头文化企业，探索乡村文化产业联合体建设。四是深化实施乡村文化特派员制度，推动优质文化人才资源直达基层。五是培育乡村文化能人。多措并举吸引城市青年、大学生投身乡村文化建设实践。
李炎：产业融合是促进乡村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多样，涵盖农耕技艺、民俗节庆、传统建筑与生态智慧。实现文化资源转化，需立足乡村实际，融合现代产业需求，走差异化发展之路。一方面，认识并完善乡村文化资源转化的基础条件。在保留原真性的同时，挖掘生态理念、工匠精神等现代价值，进行价值提炼。建立文化档案库，明确产权，防止无序开发。优化设施、提升服务，完善交通、网络与展示平台，增强文化体验感。另一方面，在把握关键要素基础上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比如发展文旅时，打造沉浸式古村体验(如安徽的宏村)，开设农耕课程研学，结合当地优势发展康养(如巴马的田园疗愈业态)。打造文化IP，进行科技赋能。推动文化走廊建设、发展驿站经济。同时，应关注城乡协同与可持续发展。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保障农民收益；设定生态保护红线，防止过度商业化。主动对接市场需求，如根据“乡愁经济”开发相应产品。
周建新：从融入现代生活的角度来看，关键是打破文化遗产与日常生活的隔阂，实现“基因”转译。一是生活化植入，提炼传统美学元素与实用功能，与现代设计结合；二是艺术化转码，运用当代表演、视觉、数字等艺术形式二次创作；三是IP化塑造，提炼代表性文化符号构建人格化IP，进行全产业链开发，形成从动漫到文创衍生品的价值链条。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以对文化本体的深刻理解和敬畏为前提，方能在创新中不迷失方向，在转化中不消解内涵。
薛可：我从数字技术的角度谈一下。数字技术可以在采集存储、展示、传播与价值转化等环节赋能乡村文化发展：一是数字化典藏。对于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建立“数字孪生”档案；对于民间艺术、手工技艺等非遗，可以通过高清摄录、动作捕捉、口述史访谈等方式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记录。二是沉浸式体验。利用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对乡村文化进行立体化、全景式再现，提供可触可感的全新文化感知。三是数字化传播。借助数字化传播矩阵，展示优美的乡村风光、传统美食、工艺技艺，让乡土故事突破原有的地域和圈层，触达更广泛的受众。四是产业化赋能。一方面，可以通过电商开辟特色农产品、非遗手工艺品、非遗文创产品的直销渠道。另一方面，可以将乡村独特的文化符号(如民间传说、手工技艺、节庆民俗活动等)进行数字化IP开发，实现文化价值的持续变现和产业升级。
5.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住乡愁
光明智库：如何更好地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留住乡愁？
周建新：现代化与留住乡愁并非对立关系，平衡的关键是在推进乡村现代化中，保护、重塑并升华“乡愁”载体，构建“形、业、神”三位一体的新型乡村发展范式。在“形态”上，追求“和而不同”的现代化，留住乡愁的“形”。要建设好现代化基础设施，比如用现代技术加固地方特色民居、改善内部条件，同时要保留承载乡愁的村庄格局、建筑风格、田园风光等要素，尊重其与周边山水的和谐关系。在“业态”上，培育“根植本土”的现代化，激活乡愁的“业”。摒弃破坏乡村生态与人文的传统工业，发展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等绿色、文化新业态，开发新场景，提升新体验。在“神态”上，滋养“血脉相连”的现代化，守护乡愁的“神”。借助现代治理手段和传播技术，传承弘扬乡村优秀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即便生活方式现代化，崇文重教的家风、敬老爱亲的伦理等乡愁灵魂，也应在现代化中被坚守。
薛可：首先，坚持“文化保护优先于开发”。乡村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开发利用必须以不损害、不透支文化基底为绝对红线。一方面要做到规划先行、谋定后动，在开发项目启动之前必须对区域内的乡村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的普查、甄别、评估与分级，实行精细化的“分区管控”；另一方面确立负面清单，约束资本行为，明确禁止那些对文化生态有颠覆性破坏的开发模式，如过度商业化、主题公园化、驱逐原住民等。其次，推行“以用促保”，实现两个融合。一是人与空间的融合，对乡村民居进行微改造，在保留传统风貌的同时，植入现代化的厨卫、网络等设施，鼓励村民在故土安居乐业；二是文化与生活的融合，对于乡村地区的众多非遗，要深入挖掘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价值，使其能够普及到寻常百姓家中，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最后，实施“创意转化，价值再造”。运用现代智慧和审美，对乡村文化基因进行重新编码和价值再造，如挖掘乡村独有的文化符号、民间故事、传奇人物等，通过设计和故事包装使其能够与当代市场和消费需求对接，将乡村无形的文化体验转化为可供消费的服务产品。(陈之殷 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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